在古代文人眼里实盘股票配资公司，钱通常被视为“碎屑”和“鄙事”，唐代以前，一般不入诗，即便诗中涉及，大多也用“金”“千金”“钱”“万钱”一类笼统、模糊的语言。当时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上层阶级，在对待钱的态度上，作者多为口诛笔伐，鲁褒的《钱神论》就是代表。作者对金钱的功能作出犀利剖析，“官尊名显，皆钱所致”“生死无命，富贵在钱”。同时，鲁褒也对世人追逐金钱的态度极尽嘲讽，“爱我家兄，皆无已已。执我之手，抱我始终。”鲁褒生活的年代，拜金主义在上层阶级中横行，即便是貌似清高的读书人，也不乏见钱眼开的名利之徒：“京邑衣冠，疲劳讲肆。厌闻清谈，对之睡寐。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”
鲁褒的奇文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初唐诗人李峤（645—714年）的《咏钱》是较早的专门以钱为咏吟对象的诗，这样写道：
九府五铢世上珍，鲁褒曾咏道通神。
劝君觅得须知足，钱解荣人也辱人。
古代文人对金钱的这种否定态度，主要是受传统儒家“重义轻利”“安贫乐道”等思想的影响。《论语》云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《大学》也讲：“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”受此影响，文人即便内心爱财，也不敢公开表达，而只想与钱划清界限，唯恐因为爱钱而被贴上小人的标签。晚唐诗人罗隐（833—910年）的《咏钱》这样写道：
展开剩余85%志士不敢道，储之成祸胎。
小人无事艺，假尔作梯媒。
解释愁肠结，能分睡眼开。
朱门虎狼性，一半逐君回。
罗隐在诗中将钱说得一无是处，这显然有失公道。宋代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商人地位有所提高，有钱人不再受到社会鄙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钱频繁地被写入诗中，诗人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钱。比如宋代邵雍（1011—1077年）有一首《泉布吟》：
名为泉布者，无足走人间。
善发难言口，能开不笑颜。
償逋小续命，赒急大还丹。
唯有商山老，非干买得闲。
这首诗同样以钱为咏吟对象，但不像以前那样嘲讽、鄙视，诗人以一种揶揄的口气，肯定了钱的积极意义。钱不但可以偿还债务，还可以解决急难之事。只有山中隐士，才不需要用到钱。末句“商山老”指秦汉时期的四位老人，因年有八十余、须发皆白，时称“商山四皓”，后人一般指代隐士。典出《汉书》卷七十二《王贡两龚鲍传序》：“汉兴有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里先生，此四人者，当秦之世，避而入商雒深山，以待天下之定也。”
明清之际，商品经济有了更大发展，货币流通大大超越前代，人们与货币的关系更加紧密，因此诗人开始客观理性地思考货币，不再持一种负面的、否定的评价。比如明代著名诗人、画家沈周（1427—1509年）有五首《咏钱》诗，从各个角度道出钱对社会的积极意义。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：
个许微躯万事任，似泉流动利源深。
平章市场无偏价，泛滥儿童有爱心。
一饱莫充输白粟，五朝同用愧黄金。
可怜别号为赇赂，多少英雄就此沉。
这首诗主要从钱的功能入手，分析钱的利弊，体现了诗人对金钱的清醒认知。首联上句总起，写钱虽微小，但作用大、影响大。后三句承此，首先写钱的流通功能，其与利益紧密相关；其次写钱是价值尺度，商品价值由它公平地体现；最后写钱会诱使人产生贪婪心，即使是纯真的儿童也不可避免。颈联上句“一饱”似出自苏轼《撷菜》“我与何曾同一饱”语，劝诫世人不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而追逐金钱；下句写钱币作为交易媒介历时已久，甚至比黄金还受人重视。尾联由此感叹金钱对人性的摧残，它使无数英雄因受贿而陷入罪恶的深渊。
沈周《咏钱》诗第五首这样写道：
三老谁夸济世才，亦能为福亦为灾。
举枚慧眼观穷达，具片虚心摄去来。
数减至三无足陌，铢轻惟五尚称财。
祇除义士并廉吏，万贯填门不易开。
沈周这首诗，首联指出钱既能济助世人，为人们造福，也会带来灾祸。“三老”，指战国、秦、汉时期承担教化民众之职的乡贤老人。颔联写钱可以折射穷达，有去有来。“慧眼”“虚心”，因钱有方穿，故言；“具”，具备；“片”，扁平而薄的东西，代指钱。颈联借铜钱沿革展现历史视野。“数减至三”，铸造三铢钱。“铢轻惟五”，五铢钱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铸半两钱，汉初虽行半两，但实际重量开始减轻。汉武帝铸五铢钱。“陌”与“百”通，“足陌”即百文一枚不短缺，梁以后出现过多次不足陌的情况。尾联诗人感慨：古往今来，对于金钱，除了品行超凡的人和廉洁自律的官吏能够自守其道，其他人都是欲壑难填。
在沈周生活的时代，美洲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，白银逐渐成为主要流通媒介，货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。商人成为一个新的阶层，人们的金钱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明显转变。社会上开始兴起奢靡之风，拜金主义兴起。与魏晋时期不同的是，鲁褒描写的是士族阶级的丑态，而明代中晚期，随着城市商业发展，市井百姓也出现攀比、享乐之风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文学创作中对钱的态度又开始充满谴责和嘲讽。明代散曲家薛论道(1531—1600年)写过十二首《沉醉东风·题钱》，其中有这样的描写：
人为你跋山涉海，人为你觅虎寻豹，人为你把命倾，人为你将身卖，细思量多少伤怀，铜臭明知是祸胎，吃紧处急难布摆。
人为你亏行损德，人为你断义辜恩，人为你失孝廉，人为你忘忠信，细思量多少不仁，铜臭明知是祸根，一个个将它务本。
人为你东奔西走，人为你跨马行舟，人为你一世忙，人为你双眉皱，细思量多少闲愁，铜臭明知是祸由，每日家营营苟苟。
人为你惹烦招恼，人为你梦扰神劳，人为你易大节，人为你伤名教，细思量多少英豪，铜臭明知是祸苗，一个个因他丧了。
薛论道一口气将钱比喻为祸胎、祸根、祸由和祸苗，完全是鲁褒《钱神论》的翻唱版。这还不够，明代散曲家朱载（1536—1611年）则以孔圣人的语气怒斥金钱，他的《黄莺儿·骂钱》将钱骂得一无是处：
孔圣人怒气冲，骂钱财：
狗畜生！朝廷王法被你弄，纲常伦理被你坏，杀人仗你不偿命。
有理事儿你反复，无理词讼赢上风。
俱是你钱财当车，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，忠良贤才没你不用。
财帛神当道，任你们胡行，公道事儿你灭净。
思想起，把钱财刀剁，斧砍，油煎，笼蒸!
朱载的曲子，恨不得“把钱财刀剁，斧砍，油煎，笼蒸”，这正应了某位思想家说过的一句名言：“一旦货币消失，人类就得以摆脱无数的不幸。”货币确实有作为祸害的一面，但实际上我们又没办法离开它。曲作者全然忽视货币的积极作用，看不到它的不可替代性。这种反理性思潮之所以在明代中晚期出现并非偶然，也许正是当时市井社会拜金主义兴起之后，在文学界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映。
然而时代在进步。随着江山易代，奢靡之风逐渐降温，西方价值观也开始输入，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从反理性回归到冷静、客观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嘲讽、调侃，也不再遮遮掩掩、欲说还休。诗人开始光明正大地谈论钱，并大大方方承认货币的好处。清代袁枚的一首七绝《咏钱》，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但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却完全与以往不同。
人生薪水寻常事，动辄烦君我亦愁。
解用何尝非俊物，不谈未必定清流。
空劳姹女千回数，屡见铜山一夕休。
拟把婆心向天奏，九州添设富民侯。
袁枚(1716—1798年)，杭州人，他一生衣食无忧，不用为钱发愁，因此对待钱的态度相对超脱。他在诗中借三个典故谈了对钱的看法。“不谈”句，指西晋王衍“口不言钱”，此人看似“清流”，其实是个无能保身、误国败事的浊流；“空劳”句，讥讽汉灵帝的母亲永乐太后性好敛财；“屡见”句，说的是汉文帝赐宠臣邓通铜山，自铸钱，景帝时邓通被抄家、穷饿而死的故事。三典分别见于《晋书·王衍传》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和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。
正如诗人所说，大大方方谈钱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钱对每个人都如此重要，富人没有必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来博取“不爱钱”的赞美，穷酸诗人也没有必要整天哭穷让人同情。如果我们有正确的金钱观，这世上也会少一些悲剧，多一些喜剧；多一些美好，少一些丑态。这个世界，应该是富人越多越好，穷人愈少愈好——而这，不正是今天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吗？
作者：丁骋骋「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」
来源：《金融博览》2026年第3期实盘股票配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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