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在古代文人眼里实盘股票配资公司,钱通常被视为“碎屑”和“鄙事”,唐代以前,一般不入诗,即便诗中涉及,大多也用“金”“千金”“钱”“万钱”一类笼统、模糊的语言。当时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上层阶级,在对待钱的态度上,作者多为口诛笔伐,鲁褒的《钱神论》就是代表。作者对金钱的功能作出犀利剖析,“官尊名显,皆钱所致”“生死无命,富贵在钱”。同时,鲁褒也对世人追逐金钱的态度极尽嘲讽,“爱我家兄,皆无已已。执我之手,抱我始终。”鲁褒生活的年代,拜金主义在上层阶级中横行,即便是貌似清高的读书人,也不乏见钱眼开的名利之徒:“京邑衣冠,疲劳讲肆。厌闻清谈,对之睡寐。见我家兄,莫不惊视。”
鲁褒的奇文,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初唐诗人李峤(645—714年)的《咏钱》是较早的专门以钱为咏吟对象的诗,这样写道:
九府五铢世上珍,鲁褒曾咏道通神。
劝君觅得须知足,钱解荣人也辱人。
古代文人对金钱的这种否定态度,主要是受传统儒家“重义轻利”“安贫乐道”等思想的影响。《论语》云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《大学》也讲:“德者本也,财者末也。”受此影响,文人即便内心爱财,也不敢公开表达,而只想与钱划清界限,唯恐因为爱钱而被贴上小人的标签。晚唐诗人罗隐(833—910年)的《咏钱》这样写道:
展开剩余85%志士不敢道,储之成祸胎。
小人无事艺,假尔作梯媒。
解释愁肠结,能分睡眼开。
朱门虎狼性,一半逐君回。
罗隐在诗中将钱说得一无是处,这显然有失公道。宋代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商人地位有所提高,有钱人不再受到社会鄙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钱频繁地被写入诗中,诗人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钱。比如宋代邵雍(1011—1077年)有一首《泉布吟》:
名为泉布者,无足走人间。
善发难言口,能开不笑颜。
償逋小续命,赒急大还丹。
唯有商山老,非干买得闲。
这首诗同样以钱为咏吟对象,但不像以前那样嘲讽、鄙视,诗人以一种揶揄的口气,肯定了钱的积极意义。钱不但可以偿还债务,还可以解决急难之事。只有山中隐士,才不需要用到钱。末句“商山老”指秦汉时期的四位老人,因年有八十余、须发皆白,时称“商山四皓”,后人一般指代隐士。典出《汉书》卷七十二《王贡两龚鲍传序》:“汉兴有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里先生,此四人者,当秦之世,避而入商雒深山,以待天下之定也。”
明清之际,商品经济有了更大发展,货币流通大大超越前代,人们与货币的关系更加紧密,因此诗人开始客观理性地思考货币,不再持一种负面的、否定的评价。比如明代著名诗人、画家沈周(1427—1509年)有五首《咏钱》诗,从各个角度道出钱对社会的积极意义。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:
个许微躯万事任,似泉流动利源深。
平章市场无偏价,泛滥儿童有爱心。
一饱莫充输白粟,五朝同用愧黄金。
可怜别号为赇赂,多少英雄就此沉。
这首诗主要从钱的功能入手,分析钱的利弊,体现了诗人对金钱的清醒认知。首联上句总起,写钱虽微小,但作用大、影响大。后三句承此,首先写钱的流通功能,其与利益紧密相关;其次写钱是价值尺度,商品价值由它公平地体现;最后写钱会诱使人产生贪婪心,即使是纯真的儿童也不可避免。颈联上句“一饱”似出自苏轼《撷菜》“我与何曾同一饱”语,劝诫世人不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而追逐金钱;下句写钱币作为交易媒介历时已久,甚至比黄金还受人重视。尾联由此感叹金钱对人性的摧残,它使无数英雄因受贿而陷入罪恶的深渊。
沈周《咏钱》诗第五首这样写道:
三老谁夸济世才,亦能为福亦为灾。
举枚慧眼观穷达,具片虚心摄去来。
数减至三无足陌,铢轻惟五尚称财。
祇除义士并廉吏,万贯填门不易开。
沈周这首诗,首联指出钱既能济助世人,为人们造福,也会带来灾祸。“三老”,指战国、秦、汉时期承担教化民众之职的乡贤老人。颔联写钱可以折射穷达,有去有来。“慧眼”“虚心”,因钱有方穿,故言;“具”,具备;“片”,扁平而薄的东西,代指钱。颈联借铜钱沿革展现历史视野。“数减至三”,铸造三铢钱。“铢轻惟五”,五铢钱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铸半两钱,汉初虽行半两,但实际重量开始减轻。汉武帝铸五铢钱。“陌”与“百”通,“足陌”即百文一枚不短缺,梁以后出现过多次不足陌的情况。尾联诗人感慨:古往今来,对于金钱,除了品行超凡的人和廉洁自律的官吏能够自守其道,其他人都是欲壑难填。
在沈周生活的时代,美洲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,白银逐渐成为主要流通媒介,货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。商人成为一个新的阶层,人们的金钱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明显转变。社会上开始兴起奢靡之风,拜金主义兴起。与魏晋时期不同的是,鲁褒描写的是士族阶级的丑态,而明代中晚期,随着城市商业发展,市井百姓也出现攀比、享乐之风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文学创作中对钱的态度又开始充满谴责和嘲讽。明代散曲家薛论道(1531—1600年)写过十二首《沉醉东风·题钱》,其中有这样的描写:
人为你跋山涉海,人为你觅虎寻豹,人为你把命倾,人为你将身卖,细思量多少伤怀,铜臭明知是祸胎,吃紧处急难布摆。
人为你亏行损德,人为你断义辜恩,人为你失孝廉,人为你忘忠信,细思量多少不仁,铜臭明知是祸根,一个个将它务本。
人为你东奔西走,人为你跨马行舟,人为你一世忙,人为你双眉皱,细思量多少闲愁,铜臭明知是祸由,每日家营营苟苟。
人为你惹烦招恼,人为你梦扰神劳,人为你易大节,人为你伤名教,细思量多少英豪,铜臭明知是祸苗,一个个因他丧了。
薛论道一口气将钱比喻为祸胎、祸根、祸由和祸苗,完全是鲁褒《钱神论》的翻唱版。这还不够,明代散曲家朱载(1536—1611年)则以孔圣人的语气怒斥金钱,他的《黄莺儿·骂钱》将钱骂得一无是处:
孔圣人怒气冲,骂钱财:
狗畜生!朝廷王法被你弄,纲常伦理被你坏,杀人仗你不偿命。
有理事儿你反复,无理词讼赢上风。
俱是你钱财当车,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,忠良贤才没你不用。
财帛神当道,任你们胡行,公道事儿你灭净。
思想起,把钱财刀剁,斧砍,油煎,笼蒸!
朱载的曲子,恨不得“把钱财刀剁,斧砍,油煎,笼蒸”,这正应了某位思想家说过的一句名言:“一旦货币消失,人类就得以摆脱无数的不幸。”货币确实有作为祸害的一面,但实际上我们又没办法离开它。曲作者全然忽视货币的积极作用,看不到它的不可替代性。这种反理性思潮之所以在明代中晚期出现并非偶然,也许正是当时市井社会拜金主义兴起之后,在文学界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映。
然而时代在进步。随着江山易代,奢靡之风逐渐降温,西方价值观也开始输入,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从反理性回归到冷静、客观,不再像以前那样嘲讽、调侃,也不再遮遮掩掩、欲说还休。诗人开始光明正大地谈论钱,并大大方方承认货币的好处。清代袁枚的一首七绝《咏钱》,看起来平淡无奇,但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却完全与以往不同。
人生薪水寻常事,动辄烦君我亦愁。
解用何尝非俊物,不谈未必定清流。
空劳姹女千回数,屡见铜山一夕休。
拟把婆心向天奏,九州添设富民侯。
袁枚(1716—1798年),杭州人,他一生衣食无忧,不用为钱发愁,因此对待钱的态度相对超脱。他在诗中借三个典故谈了对钱的看法。“不谈”句,指西晋王衍“口不言钱”,此人看似“清流”,其实是个无能保身、误国败事的浊流;“空劳”句,讥讽汉灵帝的母亲永乐太后性好敛财;“屡见”句,说的是汉文帝赐宠臣邓通铜山,自铸钱,景帝时邓通被抄家、穷饿而死的故事。三典分别见于《晋书·王衍传》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和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。
正如诗人所说,大大方方谈钱又有什么关系呢?钱对每个人都如此重要,富人没有必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来博取“不爱钱”的赞美,穷酸诗人也没有必要整天哭穷让人同情。如果我们有正确的金钱观,这世上也会少一些悲剧,多一些喜剧;多一些美好,少一些丑态。这个世界,应该是富人越多越好,穷人愈少愈好——而这,不正是今天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吗?
作者:丁骋骋「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」
来源:《金融博览》2026年第3期实盘股票配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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